「你是忘記了，還是害怕想起來？」2019年，徐漢強以首部劇情長片《返校》初試啼聲，帶著對歷史的凝視與類型美學的實驗精神，一舉入圍第56屆金馬獎十二項大獎，最終奪得五座獎項的肯定，包括最佳新導演與最佳改編劇本。五年之後，他攜第二部長片《鬼才之道》再登金馬舞台，以十一項提名、五項得獎的成績，在眾星雲集的盛典之夜，成為一道無法忽視的光，照進觀眾心底幽暗深處，也喚醒我們對「記得」這件事所抱持的渴望與膽怯。
入行二十餘年，徐漢強至今僅執導過這兩部長片，卻無論在市場價值或藝術成就上締造斐然成果。他表示，《鬼才之道》的催生過程，像是一場關於個人生命經驗的療癒之旅，而所癒之傷，正是當年《返校》後被掏空的狀態與空洞。他形容自己是服務型人格，拍《返校》時總試圖滿足所有人，「我想要滿足每一種觀眾、每一種取向，我想有藝術性，又想顧及商業性，但當你想滿足所有人，最後往往誰也無法真正滿足，包括你自己。」
票房破億，橫掃金馬，看似功成名就，然而空虛感卻在那一刻無限放大，「我已經把所有人的需求凌駕於自己的需求之上，因為它是一個太巨大的製作，大到不能倒。」他回憶，在那樣的狀態之下，最不能顧慮的就是自己。「所以創作的慾望，甚至我為什麼要拍片的本質，都被我放在了最底下，甚至被我忽略。」
「我到底要的是什麼？」這句長久壓抑的反問後來直接地成為《鬼才之道》的創作起點。這部作品以陰間為鏡，折射人間眾生相，用「當鬼／做人好累」道出身處社會中的疲憊與掙扎，拼命取悅他人、維繫期待，卻也逐漸遠離了自己。
在與編劇蔡坤霖共同開發劇本的過程中，徐漢強像剝洋蔥似的一層層剖開自己的內心世界，從《返校》遺留下來的掏空感至過往的成長背景與時代痕跡，回望穿越網路發展、社群崛起的年頭，社群媒體上的「展現」行為，其本質卻近似於「取悅」。於是《鬼才之道》裡的「鬼」便成了對網紅形象的隱喻，「你幾乎已經面目全非了，卻還想要被人家看見，這樣的執迷不悟，到最後會造成什麼影響？」答案，徐漢強全寫進了《鬼才之道》裡。
科技發展推動內容創作走向分眾時代
2005年，徐漢強還是大學在校生時，便以首部執導的電視劇《請登入線實》摘下第40屆金鐘獎戲劇節目單元劇導演獎，年少的功成名就卻也讓他感受到空虛與斷裂感。爾後十餘年間，他選擇暫時遠離長片市場，轉而專注於短片創作。儘管期間曾有長片企劃主動找上門，卻因製作團隊、劇本成熟度等現實考量而多次作罷。
然而不管是短片，如結合VR的《全能元神宮改造王》、《星際大騙局之登月計劃》，抑或後來的《返校》、《鬼才之道》，徐漢強的創作母題始終離不開網路／虛擬世界，「線實」即象徵「現實」，而「線上／虛擬」與「線下／真實」之間的鏡像關係，正是現代社會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中所演化的模樣。
徐漢強表示，自入行以來見證了網路如何顛覆影視產業的結構與敘事方式，從早期的 YouTube 到如今的抖音，從單一市場到串流平台百花齊放，長片市場也因而被持續分化。「我覺得只能接受它，反正最不該做的就是跟這件事對幹。」他淡淡地說。
「它只是讓各種形式變得更碎片化也更分眾。」徐漢強說。「現在去看電影，往往是一種想要獲得某種『儀式感』的娛樂選擇。」在他眼中，時代不可逆也不可抗，創作形式勢必會不斷演變，而新的形式出現，也不代表舊有模式將蕩然無存，這是每一時代的創作者都必須直面的課題，「不能再期待電影或傳統影視敘事會重新成為主流，因為這個時代，已經沒有『主流』這件事了。」他認為，在內容分眾化的時代，宏觀的敘事難度會比以往高出許多，而這樣的環境也推動作品內容走向更「精準」、「精緻化」的方向。「我覺得，專注在你真正想說故事的對象，反而會是一件更珍貴的事情。」
建立產業結構 讓創意得以承接
自《鬼才之道》上映以來，已走遍加拿大多倫多、荷蘭鹿特丹等多個國際影展，歐美觀眾的熱烈迴響超乎徐漢強原本預期，至今接連奪下超過十座觀眾票選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片由美商索尼影業負責全球發行，是繼《臥虎藏龍》、《雙瞳》之後，該公司睽違二十年再度投資台灣電影。儘管國際參與帶來某些製作層面的規範與限制，但未影響內容創意的自由度，「我們沒有把海外市場當成預設的收入來源。寫故事時，我不會特別加上所謂的『台灣元素』，反而比較在意它的情感核心是否Universal（具普世性）。」
於他而言，與大型製片公司的合作經驗，也讓他從中習得不少關於「工作方法」的反思與啟發。「我覺得台灣的電影製作一直都很手工，『方法』這件事其實從來沒有被真正尊重過。」
自2000年代踏入影視產業至今，他一路觀察台灣電影的產業情況，即便不時出現如《海角七號》（2008）、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（2011）等叫好叫座的作品，但整體始終處於點狀、零星的發展，未能建構起系統性的工業化運作，「有太多產業結構上的問題，譬如我們到現在票房都還無法真正做到透明化。」
徐漢強指出，台灣電影製作往往倚賴過往經驗或從零摸索，然而經驗卻缺乏有效的傳承與轉化，使得整體創作流程始終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中，「譬如說，很扎實寫完一個劇本，但好像沒有一套有機、可參照的方式去建構一個故事。」他也直言：「我發現越深入這個行業的核心，才發現不知道的人，比想像中多太多。好多事情，其實是外行人在領導內行。」
徐漢強進一步反思，這樣的產業結構背後，其實也反映出一種深植於文化裡的民族性格。「台灣人是很重情義的族群，不想得罪別人，同時也很害怕犯錯。」在情、理、法之間，「情」往往被置於首位。這樣的文化傾向塑造了我們的工作倫理與環境語言，也進而形塑出台灣產業運作的樣態，「台灣人不太習慣獨立思考，也不知道如何進行真正的批判性的思考，去分析到底哪裡做得好、哪裡還可以更好。」他認為，產業結構上的問題，若要溯其本源，終究還是回到最根本的兩個字：人心。
當主流解構 新世代以自己的方式定義創作
將視線從歐美市場轉回亞洲，徐漢強觀察到，近年隨著國際串流平台市場擴張，使韓國影視與娛樂從「韓流」升級成另一股全球性的文化輸出力量，內容成功逆襲歐美主流市場。那麼，台灣是否也能借鏡其經驗？
對此，他認為，台灣與韓國在產業體質上存在結構性差異，最終還是得回歸創作的本質，「我們其實應該要降低製作規模，而不是老想著那些太巨大的東西，然後拍得捉襟見肘。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承擔那樣的規模，也缺乏足夠的技術，與其如此，不如試著把小小的故事講好。現在的『失能』，是連小小的故事都未必能夠完整說清楚。」
儘管如此，徐漢強仍從新一代影視創作者身上看見了無畏權威、樂於獨立思考的特質，成長於社群時代的他們在多元平台與創作形式之下，不再將主流視為唯一，拍片的門檻也大幅降低，更容易摸索出自己的創作語言與定位。「我會想告訴他們，不要把你最喜歡或是最有熱情的事情，當作唯一的出口或是生路。」他停頓一下，語氣柔和卻堅定地說：「如果可以的話，不要把它當成工作。跟創作之間，保留一點安全距離。」
這也是他拍完《鬼才之道》後的心境總結，「我很徹底地在把自己謀生的方式和創作分開，不要為了謀生一直做創作，因為那只會內耗。」言行如一，當最後問及對影視產業現況是否抱持正向期待時，徐漢強自嘲地說，他的答案或許不像想像中那麼「積極正面」，但也算是一種務實的期許，「既然影視寒冬真的來了，不如就趁這個機會，好好整頓一下這個產業的問題吧！這大概是我能講出來最正面的一句話了。」
延伸閱讀｜鍾欣凌專訪｜在悲喜之間 綻放角色人生
延伸閱讀｜徐佳瑩專訪｜能成為這樣一位歌者很幸運 亦是奢侈
延伸閱讀｜陳君豪專訪｜何以追求經典？
撰文／蔡若君
提供／臺北文創